政治讀后感（通用6篇）
當閱讀了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收獲肯定不少，此時需要認真思考讀后感如何寫了哦。那要怎么寫好讀后感呢？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政治讀后感（通用6篇），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政治讀后感 1
（一）何為門閥政治？
是指世族與皇權的共治，是一種在特定條件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表態。它的存在是暫時的。來自于皇權政治，又逐步歸于皇權政治。很多人認為東晉和南朝，都是門閥政治的時代。實際上真正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只存在于東晉，不存在于南朝。一句“王與馬共天下”就是最好的解釋，形成“祭在司馬、政在士族”的百年格局。
政治上：發端于瑯玡王氏王導、王敦兄弟與司馬睿渡江立業于江左，開啟“東晉”政權，門閥士族勢力平行于皇權或超越于皇權；終于太原王氏兩支脈系的覆滅，為南朝皇權政治所代替。
意識形態：由儒入玄。（出入玄儒，內圣外王。）
經濟基礎：大田莊產業（山川與耕地相連的多種經營，具有比較強的自給自足性質）
軍事基礎：方鎮，流民帥與流民
形成原因：士族專兵和皇權不振
主要構成：兩晉之際南渡的士族即江左的僑姓士族（這里指高層當權世族，亦即本書講解門閥士族）、次等士族（北府武將、舊族門戶里的晚渡江者等，東晉末期反對門閥士族壟斷政權而進入歷史舞臺）、吳姓士族（世居三吳地區的士族，政治上未進入國都建業圈，經濟上堅守既得利益）
（二）百年門閥政治中的大家族及其代表人物
西晉經歷八王之亂、永嘉之亂后，司馬睿偕王導渡江至建鄴。晉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漸南移江左。
①第一大士族為瑯玡王氏，代表人物王導、王敦。王導始終居機樞之地、王敦則常征討長江上游，一為政，一為軍。
②替之為潁川庾家，代表人物庾亮、庾懌。庾氏興于江左主要是由于聯姻帝室的家族關系和庾亮出入儒玄的個人素質。
晉元帝以來，在皇帝與門閥士族，宗室諸王與門閥士族，禮法舊門與門閥士族， 流民帥與門閥士族的斗爭中一般以門閥士族勝利告終。士族門閥在維護固有利益時存在一致對外性。同時，士族與士族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門戶矛盾，庾家與王家對江州的激烈爭奪可證實這一點，其中包括王允之的逝世和庾冰、庾翼相繼死亡，前者是瑯琊王氏由權力頂峰轉衰的標識，后者潁川庾家勢力驟減的原因。
以上內部因素，加之外部北方后趙盛極而衰，東晉政局得以“永和安定”（簡文帝名于玄學清談）。
③譙郡龍亢桓氏，代表人物桓溫。桓溫三次北伐，入建康、廢海西公、立司馬昱為帝。桓溫一生持重，預取先于，一步分作幾步走。
而司馬昱簡文帝的遺詔問題上，有三種意見：桓溫希望簡文帝禪位于己、司馬皇室希望桓溫依周公居攝后當“復子明辟”、太原王氏和陳郡謝氏不允許桓溫移鼎亦不準據攝，兩大士族力抗桓溫，延續晉室王朝。
④陳郡謝氏，代表人物很多：謝鯤、謝尚、謝安等等。謝氏家族得以在東晉地位上升經歷了謝鯤的由儒入玄；不同于當時世家子弟不事武職，謝尚軍隊歷練豐富，既在北伐中于鄴城得傳國璽，又于壽春采拾中原樂人以備太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可見謝尚能力之強；真正使謝氏成為江左最高門第之一的，是謝安。一阻桓溫九錫之請，扭轉朝局；二是淝水之戰的`卓越功勛。謝氏的門風謙退、不妄生事端特點明顯，主動讓出中樞相權和北府兵權。而當謝玄解開駕東歸以致于死，標志謝氏門戶越過了其發展的頂點。
而需要說明的是桓溫死后桓氏家族代表物是桓沖，也是謝安主要對手。在面對前秦苻堅南侵之危險時，兩人雖各處西線、東線抗敵，但紛紛以親信爭奪江州刺史，可見門閥斗爭之激烈。
⑤太原王氏，影響東晉政局時間在淝水戰后到桓玄之叛的約二十年間。代表人物分家族兩支：王蘊之子王恭、之女適孝武帝，為皇權擁護者；王坦之之子王國寶，之子王忱等、之女嫁會稽王司馬道子，為相權擁護者。前者被倒戈的劉牢之斬滅，后者只剩王愉一人被劉裕誅殺。至此門閥政治終場。
東晉百年的門閥政治中，以上五大世家，只有瑯琊王氏和陳郡謝氏在長時間的復雜沖突中沒有受到集中性的大規模的毀滅性打擊，得以綿延。后世所稱的“王謝堂前燕”既為五朝門第之王姓、謝姓之人。
東晉門閥政治，重門第且兼重人物。重宗族利益而不著眼于家庭，因而士族在選擇挑大梁者時慎而敏，不專重嫡嗣，以圖光大門第。家族之間，婚和宦是重要途徑。因此，世家大族之間的斗爭常常亦是翁婿、兄弟、姑嫂等親戚之間的站隊。
（三）關于軍事與地理
方鎮，門閥士族在權力方面的體現與分配。配合長江地理位置更為清楚：荊州、粱州在上游，徐州、兗州、揚州在下游，中間地帶為豫州和江州。上游門第較高者居江陵（荊州），而位低且有武力者居襄陽；下游門第高者居建康（南京），而門第低且有武者居京口。門閥之間的斗爭在軍事上就體現在各自占有方鎮上。
在所有的方鎮中，需要特別介紹京口，內鎮優重，郗鑒在此長期經營，謝玄在此創建北府兵，既可以控制三吳、抵御海盜，又具有最重要的拱衛京師的職能，可以說是得京口者，得建康。
流民和流民帥一直是江左政權需要處理的問題，既需要流民為兵、流民帥為將，又有門閥士族對其身份的輕蔑和對其武裝力量的擔憂。用作者的話說就是“東晉一朝，皇帝垂拱，士族當權，流民出力，門閥政治才能維持。”因其身份特殊，需謹慎對待，如郗鑒以流民帥的地位，為晉明帝引流民兵平王敦之亂；庾亮一意孤行，征召流民帥蘇峻入朝被拒后釀成蘇峻之亂。
（四）如何跳出時代、階級和民族之囿？
作者田余慶先生認為淝水之戰具有統一戰爭和民族入侵戰爭得雙重性質，主要是民族入侵之戰。
前秦失敗的原因在于時機不正確、條件不成熟。彼時，苻堅有滅吳之戰作為淝水戰的戰略藍圖，又肩負統一的歷史傳統對人起的強制作用（統一了北方的人遲早要發動南進戰爭），所以毅然發起南下戰爭。但當時北方民族融合發展不到相應水平，又未積蓄到一定的統一南方的力量，氐苻氏的失敗是必然，北方各民族要發展、醞釀出鮮卑拓跋部建立北魏并逐步統一北部后才具有一定基礎。不以統治者一人漢化程度評判、不因大部分人群而定，而是兼顧整個民族的大融合，這需要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來完成。
士族門閥的選擇也具有時代和階級局面性。永嘉之亂后選擇留在黃河以北的士族舊門，歷經十六國和北朝，維持了較為保守的門風，重儒家傳學，重聚族而居，一直到隋唐時期還能保持固有勢力。不過亦有一些士族在此期間消失在歷史中了。而選擇南渡的士族有的揚名顯世、彪炳史冊，卻無強大的宗族和土著根基，一旦政局變化，就會受到很大影響，如江左入隋，昔日繁華只余下聳立的石頭城和建康殘跡了。
以上，如何跳出時代、階級和民族的囿于？我認為讀史。
（五）田余慶先生之偉大
田先生飽讀經史子集，本書中引用的文獻多見于《通鑒》、《太平御覽》、《世說新語》、《顏氏家訓》和《晉書》、《宋書》、《魏書》、《南齊書》等二十四史，稍小眾的如宋朝洪邁的《容齋隨筆》、明代于慎行的《谷山比麈》亦有所引。
旁征博引，論證觀點。他既推崇陳寅恪先生（p. 301），又在大家之言基礎上提出自己看法，將陳先生提出的僑姓北府為次等士族概念拓展至還應該包括一些舊族門戶之晚渡者如楊佺期、盧循等人；同時，善提出自己觀點并加以論證，比如認為陳寅恪先生在《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一文中從袁紹、曹操交爭看到社會階層高低差別的實質是卓越之見，但若貫穿幾十年后的司馬氏和曹氏之爭是忽視了曹氏業已轉化為皇權這一本質實際；田先生常拓展細節知識，以余英時先生的《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論證學術思想演變與政治演變很有關系；在本書中，田先生長于邏輯推理和以相關人物史料補推士族門閥中缺失的族譜人物，比如桓溫廟祭不及于祖的大異常下掩蓋的桓范被誅、桓氏成為邢家的過往。
最后，田余慶先生的人民歷史觀送給大家：
歷史運動中的勝利者，不是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門閥土族或次等士族。歷史運動過程完結，它們也統統從歷史上消失了。留下來的真正有價值的歷史遺產，是江南廣闊的土地開發和精致的文化創造，是北方普遍的民族進步和宏偉的民族融合。這些才是人民的業績和歷史的核心，而人民的業績和歷史的核心，又要通過歷史現象的紛紜變化才能完成，才能顯現。
政治讀后感 2
《學術與政治》一書，是韋伯分別在1917年和1919年所做的演講。面對臺下大批優秀的慕尼黑青年，韋伯以“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和“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為題，向動蕩時期德國的年青一代闡釋學術、政治作為志業的外在條件和內在要求。讀完此書，感想頗多。
一、意義困境：學術何為
韋伯曾經發問：“今天還有誰會相信，天文學、生物學、物理學或化學，能教給我們一些有關世界意義的知識呢？”
把學術作為一項志業的預設是，學術具有意義。如果說學術不能擔負起信仰的重任，也不能作為人生指南，那么，學術的意義何在呢？
毫無疑問，學術是追求進步的。這也同樣意味著一個學者耗盡畢生精力完成的作品，將在數十年內被超越。“在學術園地里，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內就會過時。這是學術研究必須要面對的命運，或者說，這正是學術工作的意義。在學術工作上，每一次‘完滿’，意思是新‘問題’的提出；學術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過時。”所以我認為，學者的心境乃是：明知有朝一日自己的畢生心血會被超越，會被更為出色的所掩蓋，卻仍然全心全意付出，對自己所選擇的志業不離不棄、相濡以沫。學問出于至誠，最偉大的學者往往具有一顆孩童般的赤子之心。“就學術本身的觀點來說……將來總有一天，我們都會被別人超越；這不僅是我們共同的命運，更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隨著人類理知化的進行，人們越來越相信通過計算可以掌控一切，除美化過程外，同時帶來的還有人類支配欲的增強。處于進步之中的生命永無止境，也不會有人覺得此生活夠了，而坐等壽終正寢，死亡也變得毫無意義。在一個“追求進步”成為生命價值的時代，學術雖然無法成為先知，但卻仍然有自己的使命。只有學術有自身的使命，才談得上成為一種志業，吸引無數有志者為之奮斗終生。而這種使命，簡單地說，就是追求進步，追求“過時”。
如果說學者該堅守的是自身的清明，時刻不逾矩的話，那么，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最需要堅守的則是自身的自由。“韋伯對‘講臺先知’的批評，其實是要保護科學的自主性，使它不致被誤用、濫用。他不希望見到大學被誤作教會的、教派的或官方的附庸機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以“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警醒自我，就是源于自由對于學術之重要性。完全可以說，自由是學問的靈魂。從這一意義上說，真正的學者必定是精神上的勇士，不畏權威、不畏權貴，敢抒己見，敢疑經典。學術貴在獨立，絕不可淪為政治的婢女。價值中立不僅是一種原則，還是一種價值立場。學術的目的只能是為學術本身而學術，絕不能承擔學術之外的任務，比如道德教化。學術不能離開一時代之文化的熏陶。學術與文化的關系應該是既融入其中，又保持批判的距離。
二、一些零碎的思考
韋伯在一百年前發出的.聲音，依然振聾發聵。近代化過程充斥的機器轟鳴，碾碎了昔日高高在上的宗教權威。世俗社會中物質欲望的膨脹，使人們的經濟境況日益豐裕，娛樂生活日漸豐富多彩，而與之相伴的卻是精神世界的日漸空虛。在現代社會，個人成為原子體，人與人之間熟悉而陌生。在一個物質至上、充滿隔膜的時代，何處追問人生的意義？
物質擴張在學術領域的表現是實用性學問被尊崇到過分的程度。人們爭先恐后地涌入被視為顯學的經濟、管理等效益行業，而古老學問如歷史研究則顯得孤獨而落寞。實用性技術的好處立竿見影，對經濟收入的提高作用也十分明顯。相比之下，歷史學、社會學等知識倒成了“無用之學”。但是，如果人生之意義就在于追求經濟之效益的話，的確是辜負了一世年華。物質生活固然重要，精神高貴也必不可少。如果人人都對錢權趨之若鶩，誰來守護精神家園？所以，真正做大學問者，一定是淡泊名利的人。真正的精神貴族，一定是在鬧市中守望林泉的那個人。
由韋伯的著作聯系到自己的經歷，我是一個矢志治史的人，學生時代收獲的夢想至今仍然守護。作為一名黨校教師，要講政治理論，離不開對歷史的研究學習，對社會學、歷史學內心充滿熱愛之情，但多少又帶有些“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的遺憾。我曾經立誓：文史為師，琴畫為伴。但現在看來，以史為師看來不太合理，學問不能用于指導生活。我又曾經說過：以歷史為信仰，看來又不太對，學問只能是學問，不能鳩占鵲巢當作信仰。當我看到歷史課本上麥加朝圣的圖片時，我默默感動著。或許，對于治史者來說，一生的事業都是在進行一次次的朝圣吧，以畢生之精力去朝拜真實，畢竟，求真是歷史的靈魂。
在當下的各個大學中，經濟、管理等學科人頭攢動，而歷史之路似乎顯得很冷清，如同弗羅斯特所說的：“芳草萋萋，十分幽寂。”也許，歷史被視為“無用之學”是對的，如果有人問歷史能帶給人們什么，我想即使再偉大的歷史學家對此也會瞠目結舌。在立竿見影的功用面前，歷史是無言以對的。或許，在一個物欲橫流的時代，我們能做的，唯有堅守，做一個麥田里的守望者，守住內心的清明和當下的責任，因為我相信一句話“讀史使人明志”。
政治讀后感 3
今天起床太晚，讀了下于建嶸的岳村政治，對于中國農村的鄉鎮政治又有了定的思想認識，而且對于農民的生存狀況及鎮級干部（好的）的些疾苦有了定程度的了解。其實他們的日子也挺難過的，兩頭受擠（上面是國家和縣級政府，也是村干部和農民）。另外，我也對鄉鎮領導層內部的些暗面，如用盡各種手段迫使農民上繳各種稅收與提留，多方禁止有為青年人入黨以維護其既得利益，等等，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我覺得，作為國家最基層的國家行政機關，就如他們自詡的“八品芝麻官”，他們要想有番大的.作為，確非件易事。因為他們直接面對著下層民眾，事事處處都要跟農民打交道，既為了保證完成國家稅收任務，同時也為了保住自己頭上的“烏紗帽”以及各種既得利益。而農民大部分又都那么貧窮，而且權利觀念和法治觀念又那么淡薄，所以很容易激化二者之間的矛盾。究其原因，歸根到底，還是農民太窮了。如果農民真正富起來了，誰還會在乎那兩個錢，甚至為此不惜和鄉鎮干部拼命呢？這就是說，國家的富民政策并沒有真正落實到基層，上下之間缺乏真正的溝通與互動。或者如人大教授所言：農民的知情權被剝奪了。于是，農民便成了“愚民”。而這也許正是很多中下級干部所想要的，為了提升他們的“政績”，為了保證自己的加官進爵，于是把當地的農民給“犧牲”了。其實，這也是導致農民普遍貧窮的另個重要原因。農民本身手里沒有那么多錢，可是為了完成上級指標，標榜政績突出，這些官員們就得不惜以出賣農民為代價了，也許這也是迫不得已而為之。可以說，這是中國長期的專制集權制度和官僚制度的種產物。
然而，平心而論，你們這些官員們都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職責了嗎？如果你盡心盡力還沒干好，這證明你能力不夠或者處事方式不對頭，那你就應該引咎辭職，或者及時改變處事策略；如果你雖然有能力但卻不往正道上走，不是心為民謀福利，而只是抱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觀念，大肆斂財，中飽私囊，全然不將農民的疾苦放在心上，那么就應該堅決拿掉你。該坐牢的坐牢，該正法的正法。王子犯法還得與庶民同罪呢？
這又引申到另個話題，也即中央和政府所制定的指標和任務的事。其實，這本身就是種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在作怪，而其直接后果和影響便是以廣大農民的“犧牲”為代價。在我們國家的發展歷史上，像大煉鋼鐵，人民公社，等等，農民的這種無謂的“犧牲”實在太多太多，我們不想也不愿在國家新的建設時期中再次看到。國家的初衷是好的，是為了推動和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國民的生活富裕，然而卻采取了種錯誤的方式和手段。而且即便如此，中間也似乎缺少了種緩沖機制，因而也使得這機制缺乏定的彈性和靈活性。這種思維方式和錯誤做法如果不能得到及時的轉變和糾正，其后果將是極其嚴重的，新的屆政府在實行親民政策的同時，應該在這方面有所作為。
政治讀后感 4
《政治學》是亞里士多德最為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系統探討政治原理及其實踐問題的著作，在西方政治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開創性地位。
該書另一個重要主題是教育，教育作為連接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紐帶，被認為是培養公民、實現和保障善治的基本途徑。亞里士多德通過對教育與政制、公民職業和倫理關系的探討，從而與柏拉圖等一起將教育放置于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這一認識也成為西方重視教育這一觀念的重要來源之一。由此可見，在古希臘時期，政治、教育和道德倫理被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來考慮，它們共同構成整體城邦乃至共同生活方式的基礎，并一同致力于追尋理想社會與人的發展。
《政治學》共有八卷。第一卷和第二卷從家庭、國家的形成和前人關于理想城邦的論述入手，形成一個思想“爬高”的緩坡。第三卷從哲學的角度探討作為政治基礎的公民的自然本性，從而確立其政治哲學的基礎，到達第一個思想頂點。隨后，論述具體政體的第四至第六卷成為第一個思想頂點之后的“高原區”。第七卷一開始即進入第二個思想頂點，論述作為個體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倫理問題即個人幸福，并將其與理想城邦即城邦幸福緊緊關聯在一起。第七卷后半部分至第八卷則是第二個思想頂點之后的又一個“高原區”，探討實現個人和城邦共同目的的途徑，也即公民靈魂教育和政治德性的培養問題。在探討體育和音樂教育之后，該書的論述戛然而止，但其論述的內在邏輯則引向倫理學主題，進而引導到《尼各馬科倫理學》一書，而《尼各馬科倫理學》在結尾也將對德性的討論引向政體和立法，從而與《政治學》形成一個首尾相連的結構。這也是一種整體視野的體現。“這意味著，沒有關于靈魂與德性問題的研究的‘政治學問’只是一種殘缺不全的學問，同樣的道理，對于公民靈魂德性之塑造無動于衷的政治體制可能只是一種殘缺不全的政治體制。政治技藝的本職就是教養靈魂。”
亞里士多德所處的時代，昔日輝煌的希臘城邦由于相互的征伐、內部的黨爭以及執政者的本身的腐化墮落走到了了歷史的盡頭，再加上北方的馬其頓的軍事入侵希臘城邦時代上了一個句號，作為形體的和表現物的城雖然沒有了，但是其作為人類史上的光輝時代的.精神確是后人的思想源泉和制度藍本，而作為這種精神的載體和人類理性的成果的代表之一，就是亞氏在希臘末期所著的《政治學》，其對后世的影響無需多述，因為今天的大都政治主流價值就是源自它。
作為一個生活在城邦時代的著名學者，更是作為一個在城邦中生活的公民，受其實際生活和生存的環境的影響，書主要是在一個城邦的范圍內表達作者的思想和以此作為作者考慮各種問題的基礎，還有受其當時的觀念的影響所有的問題的討論都是在一個公民的角度來討論，換句話說就是作者的問題處理是排除了努力和外邦人的意見，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作者首先通過分析法和追溯法描述的是城邦的本質、城邦目的和形成。亞里士多德的在論證城邦的本質的時候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城邦的構成因素并在“公民”這個要素上廣泛的論述，在公民構成的城邦里，作者對“公民“的定義是：“公民是凡得參加司法事物和治權機構的人們”和今天以年齡分界不同，而這部分的人民參加和決定是城邦的最高權利和最重要的事情，這種享受平等的政治權利的人組成的就是城邦，所以城邦的本質就是一個民主的制度下的公民組成的共同體。關于城邦的目的和形成作者是在把人類社會要達到三種“善業即物質的富足、身體的健康和良好的道德，這中間良好的道德即靈魂的善事本質性的，這也是人之所以區別與動物的關鍵，而這三
種的“善”的實現只有城邦能做到，亞里士多德認為“人類自然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或者說是“人是政治的動物”而這個人類共同體的城邦就是為了達到“至善”的目的“ 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權威，并包含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以，城邦追求的是至善。”其形成的過程首先，世間有著必須存在的結合體，他們一旦分離便不可能存在。即男人與女人，是為著繁衍、類的延續而必須結合在一起。而天生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也是為了保存而建立了聯合體。這樣兩種結合體在一起，首先必然形成家庭。由此得出家庭是為了滿足日常生活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共同體。接著，一個家庭通過繁衍，就形成村落最古老最自然的形式。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最早的城邦由國王治理。多個村落為了美好生活聯合形成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乎自足時，城邦就形成了“如果早期的共同體形式是自然的，那么城邦也是自然的，因為這就是它們的目的。”
作者對政體的定義是：“一個城邦的職能組織，由此確定最高統治機構和政權的安排，同時訂立城邦即全體個分子所祈求的目的。”劃分也是按照不同的標準，一種政體是只顧及統治者目的還是全城公民的目的：正宗政體和變態政體。另一種是按照掌握最高權力的統治者人數的多寡：一人統治 少數人統治 多數人統治。還有以上兩個標準綜合起來劃分：君主制政體 貴族政體 共和政體這三個。把城邦的公共利益作為執政的目標的正宗政體，另外寡頭政體 平民政體 和僭主政體這三個把執政者的利益作為執政的主要的變態政體。盡管作者討論和論述各種政體，但是他自己沒有認為哪個一定是最好的，反而倒是覺得都是有問題的。最主要是怎么堅持“中庸”原則。
作者批判了柏拉圖的《理想國》，認為不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同時對于柏拉圖的”整體幸福”提出不同的認識，認為幸福應該是全體人或大多數的幸福而不應該排斥一些人。理想城邦的建設還離不開教育，他認為，教育的目的不僅是為國家培養有教養的公民和治國人才，而且要發展個人的天性，使年輕一代得到發展，為將來的美好生活作準備。為了實現這個教育目的，他主張順應靈魂的三個部分，對人進行體育、德育、智育三個方面的教育。
關于體育，他認為體育的目的是使兒童身體健康、具有勇敢精神和堅強意志。在三個方面的教育中，體育應放在首先的位置，因為健康的身體是城邦公民參加政治活動、參加戰爭和過美好生活的基本條件。關于德育，亞里士多德認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培養人的美德。當人的各種天賦職能都得到滿足，并能在理性的支配和領導下得到和諧而充分的發展時，人就是一個有美德的人。或者說，當一個人的感情、欲望為理性所控制時，人就產生美德。他還認為，美德的特性就是“中庸之道”。所謂“中庸之道”，就是“在適當的時候，對適當的事物，對適當的人，由適當的動機和適當的方式來感受這些感覺，既是中間的，又是最好的，而這乃是美德所具有的”。關于智育，亞里士多德認為，智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理性靈魂”。他主張年輕一代要學習廣泛的知識。他認為，學習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有用不僅是為了把工作做好，而且是為了使人善于利用閑暇。為此，他提出了“自由教育”的理論;他認為，如果單純追求有用，就不能形成高尚自由的心靈。這個與西方的科學與技術發展歷史頗像，就是一種不為功力，實用的原則的自然發展狀態的追求。
“凡是屬于最大多數的公共事務常常是最少受人關注的事物”。人類從那時到現在歷經兩千多年，歷史的年輪也深深打在人類的文明史上了，但是這樣一個思想的現象在當代我們的生活中依然廣泛存在的，人類的一個觀念的轉變的真實漸進是轉變，但一定不是到最后完全的沒有以前的思想觀念的影響!想象一下一
個兩千多年前的人類思想觀念的一個習慣，就被一個智者不僅發現，注意到了，而且其可能產生影響都給準備的把握到了。看到這些我們不得不從內心佩服、更是從心里尊重古人的智慧。
政治讀后感 5
針對很多名人的暗殺本身是一個“局中局”，刺殺者本人執迷不悟地相信是自己的那顆子彈殺死了受害者，其實在他動手的那一刻還有子彈從別處射過來，甚至在送往醫院的救護車上被發射。
在非信息化時代，最完美的殺人方式便是“局中局”，組織者找了一名身世簡單的`人并蠱惑他去刺殺目標人物，但是當他扣動扳機或者伸出匕首的那一刻，還有其他的職業殺手就隱藏在周圍并趁亂出手。
公眾看到的那名暗殺者只是個替罪羊，致命的傷害往往來自其他職業殺手，而職業殺手最終不會被公布出來，因為雇傭他們的人有非常強大的背景和關系，他們可以阻礙司法機構的調查，通過金錢和權力迫使媒體不能正確報道。
我們熟知的美國總統肯尼迪兄弟，以色列總理拉賓，戴安娜王妃都是以這種方式被刺殺的，最終被處決的也是那名被公眾熟知的替罪羊，真正的殺手及其組織者完美地達到了他們的目的，真實的情況無法被揭露，變成了地攤文學里的傳說。
當然最近一次“局中局”暗殺是金正恩刺殺他的兄長金正男。兩名不知真相的女子被雇來輾轉好幾個機場進行刺殺演練，做著“先蒙眼睛然后假裝認錯人并道歉”的戶外游戲，一旁有人把這個過程拍下來傳到網上賺點擊率，只是在最后一次她倆手上涂有致命毒劑。
原本這也會是一場替罪羊式的刺殺事件，這兩名女子對刺殺一無所知，最后一次之后她們會發現原來的雇主早已不知所蹤，什么都審不出來。只在這個信息化時代，有太多的攝像頭拍下了這個團隊的蹤跡，最終使這個刺殺事件才被公之于眾。當然即使公布了也無濟于事，因為真正的兇手策劃者依然逍遙法外。
政治讀后感 6
最近半年，看南北朝的歷史比較多些，但書的質量良莠不齊。有的書感覺比雞肋更雞肋，就如前段時間讀過的《從草原到中原：拓跋百年》，有的書比經典更經典，比如《東晉門閥政治》，有的讓人耳目一新，就如《兩晉：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有的讓人看得條理清晰，就如這本《懸崖邊的名士》。
這本《懸崖邊的名士》是以名士為視角來反映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從建安時期的三曹和建安七子講起，講到正始名士，講到竹林七賢，講到西晉初年的石崇們，最后講到南渡后的最后的名士。
作者在講訴這些名士的'過程中，穿插了講訴了很多歷史事件，比如曹丕稱帝、高平陵事件、魏晉禪代、八王之亂、王敦之亂、桓溫之亂、淝水之戰、劉裕北伐和晉宋禪代。每個事件都介紹得很簡單，不過很清晰，對于了解這段歷史的初學者是很有幫助的，至于其中的史實，雖說有些我覺得有待商榷，但總體應該沒有問題。
書中同樣介紹了很多的成語典故。魏晉時期，似乎每件事情發生，都會產生幾個典故或者一些成語，有些耳熟能詳，如杯弓蛇影、看殺衛階等，有些不太熟悉，這樣，就算把這本書作為了解中國文化的讀物，也是挺不錯。
這本書最出彩的地方，是把各個時期的名士的特點明確的告訴了讀者。正始名士因為有其內涵，所以是從內到外的風流，而東晉的所謂名士，只得名士之形而失其神，只為了表現自己的名士風度而已，就如如今的很多所謂的專家學者。
是真名士故風流，假名士，只剩下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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