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校長畢業致辭
哈佛的校長福斯特（Drew Faust）上任剛剛一年，也是哈佛歷史上第一任女校長。她今年的講演集中解釋一個現象：很多哈佛畢業生都問她：為什么大約一半的哈佛本科畢業生去華爾街投資銀行或名牌咨詢公司工作？
福斯特沒有正面回答，轉而思考學生為什么會問這個問題。“豐厚的薪水和待遇無疑是吸引年輕人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如果你們很滿意自己的選擇的話，為什么還會問我這個問題呢？”
她認識到，有些學生在選擇投資銀行或咨詢公司時是被-迫的，他們覺得不這樣選擇不行。“你們其實在問我生活的意義，什么樣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那么讓我們放下外表的偽裝，回到這個問題最初的起因。”
福斯特說，“我想你們在擔心傳統上看起來‘成功’的生活和你們心里認為有意義的生活經常是不一致的。你們在想，如何把這兩個目標在下一步選擇工作或研究生深造的過程中統一起來。你們發現這兩個目標不能統一，所以你們會困惑會提問。”
哈佛女校長的畢業演講，是從學生個人的角度出發，回答一個時代的難題：即個人自由與世俗力量的矛盾中，個人應該如何選擇。精英群體的選擇，往往決定一個時代的整體風氣。對哈佛畢業生普遍面臨的困惑，她的建議是：“做你熱愛的工作吧。如果你一半以上清醒的時間都在做你不熱愛的工作，就很難有幸福可言。”她的答案實際是，服從本
心與心靈的自由。這讓我想起北大一老校長，胡適的名言“爭你們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
和胡適一樣留學美國的林毅夫老師,也是我極為尊重的一位老師，一具有知識分子操守與情懷的人。他在CCER2015畢業典禮上的演說里，沒有從個人自由的角度，而是從個人對國家責任的角度，來談北大學生的選擇。
在眼說中，林老師高舉了理想和道德的旗幟，可是，他所關注的是理想狀態的“應然”，是我們個人對國家的責任。他說“走出北大校園迎接我們的世界又是怎樣的，我們應該以怎樣的心態走出北大校門。”
他說：“在北大讀書，不是為了追求個人名利，而是希望在北大讀書期間充實自己，為國家，為民族的復興，為人類美好的未來做出貢獻。我們經過幾年的學習把這樣的一個責任內化在我們心里，這才是我們畢業最重要的意義。”
那么，捫心自問，有幾個北大學生是真正的不為追求個人名利？
他說：“我們非常幸運，生活在中國歷史上最好的一個時代，30
年來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確實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意想不到的美好境界。不僅過去三十年非常好，相信未來10年，20年，30年，50年，100年，中國經濟還會繼續快速發展。”
當然，這是一延續了一位政治老人的名言：“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百年不動搖。”但是，這種應然的判斷是否真正有現實力量呢？還需要歷史來檢驗。
他最后總結道：“畢業了，今天我們從這里出發，讓我們以110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以及五千年來中國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普世關懷作為我們人生的追求。只要民族沒有復興，我們的責任就沒有完成，只要天下還有貧窮的人，就是我們自己在貧窮中，只要天下還有苦難的人，就是我們自己在苦難中，這是我們北大人的胸懷，也是我們北大人的莊嚴承諾！”
誠然，這是一種高自標舉的精神，一種“士”的精神，但是，中國從1840以來，還剩下多少“士”的精神，還剩下多少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林沒有直面這個問題。
“應然”的美好憧憬固然給人激動，當真正的力量恐怕還來源于懷疑與反思。相比哈佛女校長談個人選擇入手，回答學生的人生困惑，林的講話充滿了對國家的自信與樂觀，而少了些直面現實的勇氣。但我們
似乎并不能據此就說，北大學生所面臨的困惑，中國所面臨的困惑，就比哈佛，比美國要少。
“爭你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個人的幸福就是爭國家的幸福。哈佛校長的問題，其實，不僅僅是在回答個人自由和個人幸福的問題，而是在回答，作為世界的精英和領袖培養之所，他的學生們的選擇與道路，將深刻影響這個世界的走向。永遠高舉懷疑與反思的旗幟，告訴每一個人怎樣選擇正確的道路，就是在告訴這個國家未來的精英們，他們怎樣生活，怎樣影響這個世界。
北大學生所面臨的個人與民族國家的困惑，不比哈佛要少，甚至更多，中國經歷著“古今中西之變”的糾結，每一個有思想的學生，其實都面臨個人的困惑，由個人的困惑出發，他們看到的是時代的困惑，他們需要有人幫助他們，指點他們，做出符合本心的正確的選擇。
“畢業了，今天我們從這里出發，讓我們以110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以及五千年來中國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普世關懷作為我們人生的追求。只要民族沒有復興，我們的責任就沒有完成，只要天下還有貧窮的人，就是我們自己在貧窮中，只要天下還有苦難的人，就是我們自己在苦難中，這是我們北大人的胸懷，也是我們北大人的莊嚴承諾！謝謝。 ”
當我一次再一次的讀到林毅夫老師這段慷慨激昂的演說，總是禁不
住熱血沸騰。但，兩千年來“士”的精神如何與全球化趨勢下資本的精神融合？古今中外之變如何解決？時代大潮流中的個人如何選擇？激動之余，我們也想聽聽這樣的聲音。
哈佛大學校長畢業致辭 [篇2]
It is always a pleasure to greet a sea of alumni on Commencement afternoon—even though my role is that of the warm-up act for the feature to come. Today I am especially aware of the treat we have in store as I look out on not a sea, but a veritable ocean of anticipation.
很高興能夠在下午的畢業典禮上看到這么多的畢業生、校友，雖然我只是扮演為接下來出場的任務預熱的角色。
今天我特別感受到我們將要面對的未來其實并不迷茫，而是真正充滿希望的。
But it is my customary assignment and privilege to offer each spring a report to the alumni on the year that is ending. And this was a year that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demands special note.
在每個春天一個學年的結束時為畢業生們、校友們發表一個年終工作報告。這是我的慣例，也是一個特權。
并且，今年是尤其值得記錄的一年。
“The world is too much with us”—the lines of Wordsworth’s well-known poem echoed in my mind as I thought about my remarks today, for the world has intruded on us this year in ways we never would have imagined. The University had not officially closed for a day since 1978. This year it closed three times. Twice it was for cases of extreme weather—first for superstorm Sandy and then for Nemo, the record-breaking February blizzard. The third was of course the day of Boston’s lockdow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tragic Marathon bombings. This was a year that challenged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about life’s security,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這個世界壓得我們喘不過氣，當我在思考今天的演講主題時，我腦子里一直重復著華茲華斯這著名的詩句，因為這個世界一直在以我們無法想象的方試推動我們前進。自1978年以來，我們的學校從沒有正式的關閉過。而今年就關了三次。有兩次是因為極端的天氣的影響，第一次是因為超級風暴桑迪，然后是二月份創記錄的暴風雪尼莫。第三次的原因是波士頓馬拉松大賽爆炸導致的禁閉。今年是對生命的安全保障，穩定性，可預測性的根本假設具有挑戰的一年。
Yet as I reflected on these intrusions from a world so very much with us, I was struck by how we at Harvard are so actively engaged in shaping that world and indeed in addressing so many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rying questions that these recent events have posed.
然而，我思考了很多這些侵入到我們身邊的災難，我想到被我們哈佛主動地去建設這個世界，甚至探究許多這些災難所暴露出來的其中最為重要的、最為深刻的問題。
Just two weeks ago, climate scientists and disaster relief workers gathered here for a two-day conference co-sponsored by the Harvard Humanitarian Initiative and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Environment. They came to explore the very issues presented by Sandy and Nemo and to consider how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workers on the ground can collaborate more effectively.
就在兩周前，氣象學家們和救災的工作人員們舉行了為期兩天的會議。會議由哈佛人道行動組織和哈佛大學環境中心共同舉辦。他們都來探索桑迪與尼莫導致的問題，思考學術研究者和工作人員到底該如何更有效地合作。
This gathering represents just one example of the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across the University dedicated to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climate change. How can we advance the science that helps us understand climate change—and perhaps avert it?
How can we devise solutions—from new technologies to principles of urban design—that might mitigate it? How can we envision the public policies to manage and respond to it?
這個聚會只是哈佛大學的各種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的大活動中的一個例子來。我們能如何進一步發展幫助我們了解氣候變化的科學，有可能的話如何避免這種變化？我們能如何設計出緩解氣候變化的方案，從利用新型技術到利用城市設計的本源？我們能怎樣預測政府處理和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
Harvard is deeply engaged with the broad issues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offering more than 250 courses in this area, gathering 225 faculty through our environment center and its programs, enrolling 100 doctoral students from 7 Schools and many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 a graduate consortium designed to broad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Our faculty are studying atmospheric composition and working to develop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they are seeking to manage rising oceans and to reimagine cities for an era of increasingly threatening weather; they are helping to fash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climate agreements.
哈佛認真地致力于廣泛的能源與環境問題，在這領域我們有250門課程，我們的環境中心有225名教員，這方面的項目志在擴大學生對環境問題的理解，有100名來自7所學校的博士生和很多來自不同學科研究學會的學生登記參與這些項目。
我們的教員正在研究大氣的構成，致力于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他們正在尋找控制海平面上升的方法，和在天氣威脅不斷上升的時候重建城市的方法。他們正在幫助改進環境條規和國際氣候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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